整體來看,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仍然巨大,長期向好的優勢和基礎依然是存在的。進一步增強政策環境的穩定性、可預期性,對于當前穩預期強信心、鞏固經濟回升向好基礎來講尤為重要。
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運作實效最快三個月見效,最慢六個月見效,應該明年兩會之后這兩大政策運作效果可能顯現出來,對于中國的穩增長會有非常大的作用。
海南自由貿易港明年將封關運作,金融是自由貿易港的關鍵要素,應尤其關注中長期金融變革大趨勢,抓住戰略機遇,例如老齡社會中的養老金融和財富管理、數字經濟中的智能金融和數字資產市場等。
中信金控將堅持全球化視野和本地化策略,與各界共同支持自貿港“4+3+3”產業發展,統籌建立自貿港區域投行中心和中信企業家辦公室,鏈接全球資本市場,賦能開放型經濟發展。
Michael SPENCE認為,疫情對全球供應鏈造成的堵塞和中斷已基本消退,現在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實現經濟增長。如今,全球經濟在結構上發生了重大變化,歐美各國央行在平衡通脹等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通脹之戰基本已結束,但可能面臨更高的實際利率和更高的資本成本。思維模式的改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可能出現錯誤或不盡人意之處,都屬于正常情況。但自己對未來形勢的預測整體持樂觀態度,因為新的先進技術和生產力將有利于實現包容性增長。
在QLFP的“募投管退”環節的管理和國際接軌上,很重要的環節是在于“退”,在“退”的環節,可以為QFLP在境內的投資創造完善的生態環境,給QFLP的經營能夠提供相關的便利,讓它的資產有流動性。
除了自貿港稅收優惠之,雙總部”是未來中央商務區的重要功能。指的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橋頭堡和海外企業“引進來”的中國之門,無論是對貿易還是金融行業來說,都是打造未來自由貿易港的核心所在。
作為國際投資機構,從去年開始,易達資本持續探索雙向投資,把來自中東的資金投入到中國,來自中國的資金投入中東,如此有來有往,以期逐漸形成更持久、龐大的投資規模。
中國企業出海范圍及規模不斷增加,對于境外投資而言,資金十分重要。十年前申請ODI時審批速度較快,近年來隨著國際地緣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演變,建議企業在ODI備案上提前好準備工作。
資產配置是投資中唯一免費的午餐,而這也是出海投資所追求的一個核心目標。明智之舉是尋找那些在特定領域內具備卓越專長和豐富經驗的管理人,借助他們的力量穩健出海,而非輕率地獨自冒險。
在很多情況下,人的流動不僅僅是因為這個地方非常適合養老,更是因為整個生命周期里面,需要在海南島去工作,以及以后也喜歡在海南島養老,這肯定是跟經濟發展非常有關系的。
養老產業化要圍繞老年人實際需求,將各類專業服務商聚集在生態系統內,形成完善的養老產業生態圈,推動精細化管理和標準化運營。養老產業化包括老年住宅產業化、養老服務產業化和養老設施產業化等。
醫療需要的服務人才不可能都是從境外或關外流入的,其實海南島有條件培養一批高素質醫療服務人才。不同層次的,包括醫護人員,這些都可以在海南自貿港作為一個切入點。
商業醫療保險一定有市場的需求,因為大家已經意識到有些醫療費用不在基本醫保的報銷范圍之內,大病致貧、大病返貧的案例依然在發生。跨境醫療保險也有一定的市場空間。
面臨著全球整體逆全球化的經濟下行,實際上大類資產配置角度來說,我們首選穿越周期最穩健的資產類別就是固收類的產品,特別是高投資級別的債券類的做打底。
家族信托運行到現在,其設計以及治理的邏輯應該迭代。作為一個整體家族邏輯下的信托架構,不僅關注怎么分,更要關注怎么管,需要信托內部的治理和安排的配合。
財富安全傳承可能面臨的風險是立體多層的,比如宏觀風險、家族企業經營當中的風險、家族企業的實際控制人的風險,還有我們個人的風險。但在面對風險時,我們要利用工具幫助財富財富安全傳承。
我國在單一銀行金融凈資產超過600萬元人民幣的高凈值人士已達176.1萬人,資產管理規模達24.6萬億元人民幣。截止2023年底,我國高凈值人士數量比上年增長12%,資產管理規模增長13%。
數據安全和數據有序流動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兩者互為依存、相輔相成。一方面,數據流動推動數據保護機制的日趨完善;另一方面,數據保護機制的完善帶來更大范圍的數據流動。
我們更愿意呼吁對數據跨境流通的全流程全過程有一個規則的標準體系。對數據的分級或分類授權有一個標準化體系。對數據的定價機制,要制定標準或達成共識,以及對數據監管制定規范的細則出臺。
對于數據健全安全的保護,有許多應用場景、發展也非常快。針對當下的競爭形式,算力的供應鏈、數據價值的挖掘以及數據流通和保護非常重要。數據流動的安全和便利本身是一個共同體。
從政府的宏觀政策的角度,需要去響應目前大家對于數據資源使用和數據流通的呼聲,加以適當的引導,當然另外一方面就是關注數據資源使用全生命周期眾的安全和風險防控。